周末清晨，天刚蒙蒙亮，雪城还未完全苏醒，空气里弥散着一层微凉的薄雾。

罗芝从机场出来，拎着一个小型手提箱，坐进了网约车。

窗外缓缓倒退的街景熟悉又陌生，老城区的建筑斑驳剥落，但街道走向没变，电线杆斜斜地立在路边，那是她儿时无数次走过的路。

厂区的牌子早就拆了，空地盖上了连锁商场，车厢里一片安静，司机没说话，她也没有开口。

她知道这趟回来，是自己迈出了很大的一步，这一步需要决心，也需要勇气。

她捏着手机屏幕，屏幕上还停留着昨天发出的那一条微信：

“爸爸，这周末我想回一趟雪城，咱们能见个面吗？”

这么多年来，这是她第一次主动联系父亲。

自从几年前，她收到父亲突如其来的一句：“我结婚了！”的信息后，父女俩便再未有任何真正意义上的交流。

她至今还记得那个瞬间——紧握手机，盯着那四个字，忘了眨眼，表情空白，好像不认得中文。

“……啊。”她根本不知道该回什么，竟然愣愣地回了一句：“挺好的……恭喜。”

父亲很快甩过来一张结婚证的照片，罗芝不想点开看大图，但手指比脑子先一步做出了回应。

照片里的父亲比记忆中更胖，脸部松弛，眼袋浮肿，发线后移，头发几乎全白。但那双浓眉依旧硬朗，脸型方方正正，被红底布景一衬，竟有种说不出的精神劲儿，竟比她印象中还年轻几岁。

结婚都是快乐的，没人登记拍照的时候会哭丧个脸，缅怀过去，但罗芝放大了照片，久久地盯着父亲的脸，想从他的眼睛里窥出一点不同寻常的蛛丝马迹。

他在想什么呢，会想起我妈和我吗？

他曾经有没有哪怕一个瞬间，也有话想跟我说？在变故还没发生的时候，在一切还没不可挽回的时候，在……很久很久之前。

父亲难得主动，连发很多条信息，大多是介绍女方的情况。

“她姓徐，在商场做柜台，比我小五六岁，之前也结过婚。工作虽然一般，但人比较实诚，脾气也好，属于温柔朴实那一类的。”

照片里那个女人站在父亲旁边，长发披肩，笑容腼腆。

罗芝没有多看一眼。

她也许该问问这个女人有孩子吗，这才是最跟她利益相关的问题。

但她的注意力绊在“温柔朴实”四个字上，久久不能回神。

话里话外，就是说她母亲尖锐强势，无论言行举止，都跟温柔朴实相距甚远，毫无关联。

消息还在跳出来，一张张照片，一行行字，弹进她的手机，难为他一个用不惯智能手机的中年男人，能对着屏幕打下那么多字。

男人至死是少年，父亲都五十多岁了，还能沉溺于新婚的甜蜜，毫不顾忌地炫耀自己的幸福，好像罗芝才是那个不合时宜的不速之客，被拖进一场无关的热闹，又在热闹里变得多余和扫兴。

罗芝努力绷住情绪，僵硬地说：“挺好的，挺好的，你开心就好。”

一转眼，几年过去了。

后来父亲通知自己“再次结婚了”，这次换了个姓王的，家里务农，具体做什么工作罗芝懒得追问，只问他为何才过两年又要离婚？他说不清楚，随即烦躁恼怒，教训了罗芝一句：“大人的事情，小孩子少插嘴。”

对，我就是那个二十七岁的小孩子，罗芝觉得好笑。

她一直明白，正是因为父爱的缺失，她才总想抓住某种踏实感，渴望一种牢靠的、安全的存在。

但这次不一样，那个小小的安全屋让她意识到，自己是可以掌握人生的主动权的，她有底气，也有能力。

“我想跟你见一面。”

她不能总这么拧巴，如果工作中她能主动出击，那生活中也一定能。

“当年你跟妈妈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，我有权利知情。”

她付了钱，从车上下来，眼前是她选的包子铺，地点在老厂区的边缘，门头褪色，暗红的木格窗爬着细密裂缝，她上小学那会儿，如果爸爸没空接她回家吃饭，就会塞给她一块钱，让她来这里买两个包子垫垫肚子。

店面门口挂着几盏老旧的黄灯笼，风一吹，就过了二十多年。

罗芝选了靠窗的桌子坐下，点了两碗粥和一碟小菜，这个位置能看见外面街道的熙来攘往，也能让进门的人第一眼就看到她。

她穿着一件烟灰色风衣，剪裁利落，线条干净，脚上是浅棕色短靴，头发束成低马尾，发绳上系着一颗珍珠，她挑了很久，终于选出这么一套穿搭，显得简洁得体，带着一点点正式和用心，又不至于让人察觉出她特别重视。

时间到了，父亲没有出现。

但罗芝坐着不动，即便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，她也依旧静静坐着，耐心等着。

也许是堵车，也许是临时有事，这些年父亲情绪无常，做事全凭心意，毫无章法，有时临时起意要做干点什么，原本承诺的事就可以立刻推翻。

无所谓了，罗芝想，我已经等了很多很多年，不差这几分钟。

我来这里，就是想亲眼见见，亲耳听听，听他说曾经到底发生过什么，说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，罗芝知道他不是神坛上的父亲，但她也不是个只能听大人说话的小孩了。

她不想再从任何别人的口中拼凑关于自己父亲的剪影——尤其是从母亲口中。

这些年，母亲说的已经够多了。

母亲说他活该，说他目光短浅，刚愎自用，早年靠着一点运气被上头提拔，便得意忘形，自以为是，很快丧失了对局势基本的判断——一年后，国企改革政策如密雨落地，他屁股都没坐热，黑锅就一口接一口砸下来，而他自然是那个被推到风口浪尖的靶子。

“谁会那么容易升上去？若真容易，必有猫腻，爬得越快，摔得越惨。”母亲冷哼一声，像在看戏。

母亲说他为人并不正直，坐上高位后夜夜应酬，花天酒地，烟酒不离，男人有钱就变坏，至于具体能怎么坏，能坏在什么地方？——对待婚姻不忠，男女关系混乱，几番试图搞大事业却投资失败，甚至要去借高利贷……大约都是些翻不出花样的老套路子，烂得不能再烂。

母亲说他性情大变，喜怒无常，说他报应不爽，罪有应得，她还说……

可这些年，从来只有她在说。

罗芝从小到大，关于父亲的全部认知都是二手的，全部的印象都来自于母亲的加工，无论是好是坏，全都是母亲在说。

这不公平。

她27岁了，想要了解自己的父亲，想和他坐下来，真正聊一次天，她要靠自己去判断，她有能力分辨真假，也有资格亲自去听一听。

天色渐暗，包子铺打烊，东头的烧烤摊却架了起来，炭火微红，炊烟里混着孜然的味道，罗芝的手机屏幕亮了又灭，灭了又亮，却始终没有等来一条信息或一个电话。

父亲没有来。

晚上，罗芝拎着两袋外卖回了家，一手是热气腾腾的包子，一手是炸得酥香的鸡翅和薯条。

她站在门口换鞋，头发被夜风吹得微微散乱：“妈，你想吃包子还是炸鸡？”

母亲从沙发上抬起头，电视里的抗战剧正打得激烈，她的脸却比屏幕更冷：“哟，还知道回来啊？我以为你认了亲爹，就不记得有娘了呢。”

语气里带着刺，像一把藏在棉花里的刀，不动声色地扎过来。

罗芝站住了，指尖还沾着炸鸡袋上的油痕，她没有反驳，也没有逃避，一双杏眼不闪不躲，冷静地看着母亲。

对方却恼怒了，撑着沙发直起身：“怎么，还敢跟我瞪起眼来了是吧，我含辛茹苦养育你这么多年，你一朝听了别人的几句歪话，就胳膊肘往外拐了？那你还回来干什么！？”

罗芝叹了口气。

她是三个小时前才告诉母亲自己回了雪城的，可想而知，这种先斩后奏的做法自然是激怒了她。

她在电话里劈头盖脸就开始责问：“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？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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